a
您现在的位置:文学月刊 > 儿童文学

为何汉武帝武则天朱元璋主政时期告密之风盛行?

发布者:admin
日期:2019-07-09 11:54

为何汉武帝武则天朱元璋主政时期告密之风盛行?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6期,作者:吴钩,原题为:《宋朝的反告密》有一段时间,网上许多人都在讨论中国的告密文化,论者言之凿凿,说告密属于国民劣根性,传统文化是滋生告密的沃土难不成告密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而被告密则是我们摆脱不掉的宿命?但细一想,又觉得不对。

以笔者的了解,在传统社会,告密行为一直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中国的主流文明与其说是告密文化,不如说是反告密文化。

过去处于主流、正统地位的儒家文明,对告密行为可谓深恶痛绝。 孔夫子曾问他的弟子子贡:你最讨厌哪些行为?子贡说:恶徼以为智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这里的讦,即告密。 将告密当成正直的表现,是子贡最厌恶的行为之一。 发生在亲人、朋友之间的告密行为,由于直接破坏了小共同体最基本的人际信任,挑战了人伦底线,更是受儒家抵制。 曾有人告诉: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发现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便跑到官府举报了。 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亲亲得相隐匿,社会的人伦底线才不会被突破。

用汉宣帝的话来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

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亲亲相隐的原则自此列入中华法系,并历代相沿。 不要认为亲亲相隐是陈腐、过时的观念,现代发达国家的法律,同样非常明确地承认公民不给亲人证罪的亲亲相隐权利。

当然,不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竞相告密的风气。

但我们需要知道,告密行为的鼓吹者是边缘的法家,而非主流的儒家。

商鞅主张治国要任用热爱告密的奸民: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

合而复之者,善也;别而规之者,奸也。 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

商鞅认为,善民重视亲情,会相互包庇;奸民则相信爹亲娘亲不如秦王亲,会相互告奸。 人民热衷于告奸,罪恶便无处逃遁。 但有意思的是,商鞅鼓励告密,却不能不将习惯于告密的人命名为奸民。 可见在当时的道德评价体系中,告密是为人所不齿的。

商鞅本人可能对这种道德评价很不以为然,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质却是商鞅无法否认的。

历史上,但凡申韩法术大行其道的时期,告密之风便会盛行一时,比如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汉武帝时代、武则天时代、朱元璋时代以及所谓的康雍乾盛世。 而受儒家价值观塑造最深刻的宋王朝,告密之风则大为收敛并不是说宋朝就没有告密,而是说告密的行为在宋朝并不受鼓励,士大夫群体乃至君主都自觉抵制告密,以告密为耻。

宋真宗时,李沆任宰相。

一日宋真宗问李沆: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密启即秘密奏事、向皇帝打小报告。 李沆对打小报告非常反感,说: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夫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李沆认为,只有那些品德败坏的人才会喜欢打小报告。 真宗的儿子仁宗当皇帝时,有一回,谏官韩绛收到同僚林献可送来的一封书信,信中多斥中外大臣过失。

韩绛身为谏官,觉得应该向皇帝报告,便将这封私信交给宋仁宗:林献可遣其子取书抵臣,多斥中外大臣过失。

臣不敢不以闻。

宋仁宗却说:朕不欲留中,恐开告讦之路。

第持归焚之。

叫他将书信带回去烧掉。 仁宗皇帝不想了解大臣过失、借以整饬吏治吗?当然不是。

但他深知,如果为了掌握臣下动向而纵容告密,对政治品质的败坏将远甚于中外大臣过失本身。 宋仁宗一朝,也是宋代最自觉抑制告密政治的时期。 皇祐元年(1049年),台谏官李兑、何郯、陈旭等人上书:比岁臣僚有缴奏交亲往还简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圣时成告讦之俗。 自今非情涉不顺,毋得缴简尺以闻,其于官司请求非法,自论如律。 意思是说,最近有些臣僚将私人书信上交朝廷,朝廷则凭书信私议调查臣下,弄得告密之风大盛。

自今之后,除非事关谋逆,臣僚不得交纳私人通信,有司也不可收缴臣僚私信。 宋仁宗批准了这一建议。

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申明政府不得缴纳私人信件、据书信私议定罪的立法。

宋仁宗时代,监察系统非常活跃,台谏官可以风闻奏事,这固然对执政的政府系统构成强有力的制衡,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台谏官动辄上章告讦人罪,甚至根据道听途说暴扬(他人)暧昧之事,以致刻薄之态,浸以成风。 御史吕诲于是上书请惩革之。

仁宗皇帝从善如流,下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禁止官员打小报告揭发人罪。 执政官若有过失、罪错,可以公开弹劾,但不应告密。 后来的宋神宗、哲宗时代,当变法派(他们受申韩法术影响较深)执政时,告密风气大有复炽之势,因为一部分变法派官员认为,新政的推行,需要借助告密的力量。

如熙宁七年(1074年),参知政事(副宰相)吕惠卿推行手实法,即要求老百姓自行申报不动产,政府再按其不动产征税。

这本非恶政,但吕惠卿为防止有人隐瞒财产,又许人纠告,鼓励告密。 结果在民间大开告密之风,家家有告讦之忧,人人有隐落之罪,无所措手足矣。 因而,手实法甫一推行,立即受到有识之士的强烈抵制。 不久,宋神宗只好下诏废止了手实法。

在宋朝士大夫看来,如果一项政策导致民间告密成风,社会便会进入人人自危的境地,敦厚的风俗就会被破坏殆尽,朝廷即使因此多收些税钱又有什么意义?被现在许多人视为昏君的宋高宗,也不欢迎臣僚告密也可能他实际上并不讨厌告密,只是因为主流士风对告密行为不待见,不得不表态拒绝告密。 绍兴初年,高宗下诏求言,有些官员即以密奏的形式告讦同僚。 高宗说:自今上书言事,毋有所讳。 惟不许因书告讦他人过失。

给告密者当头;泼下一盆冷水。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三省与枢密院给高宗打了一个报告:顷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 缘是之后,告讦成风。

考简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虽朋旧骨肉,实相倾陷,薄恶之风,莫甚于此。

一些轻佻的官员出于政治投机之心,将亲戚朋友私信上的谈论揭发出来,自己则因检举有功而获得美差。

结果,告讦之风大兴,私人通信、茶余酒后的议论,都有人打小报告揭发;即便是亲兄弟,也可能被出卖。 再没有比这种卖友求荣的风气更薄恶的了。

因此,三省与枢密院提出建议:乞令有司开具前后告讦姓名,议加黜罚。 即提议朝廷将那些有告密史的官员列入黑名单,议加黜罚。 宋高宗同意这个建议,诏令刑部开具取旨。

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在官僚系统中清理告密者。 宋高宗是一位有污点的皇帝,比如他重用奸相秦桧,比如他冤杀岳飞。

但他对告密行为的打击,却表明他至少明白一个道理:再冠冕堂皇的告密,都不可能告出优良的治理秩序,因为告密直接败坏了公共治理的根基人心。

我们历史上存在过鼓励告密的时期,也拥有过一个明明白白反告密的时代那就是宋代。 我想说的是,拒绝告密、抵制告密,其实也是华夏文明的传统之一。

上一篇: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晏几道《蝶恋花》赏析

下一篇:没有了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