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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已觉十年迟――王安石与苏轼的友情 感情绑架的句子

发布者:admin
日期:2019-07-07 11:15

从公已觉十年迟――王安石与苏轼的友情 感情绑架的句子

  游山  王安石与苏轼是北宋中期负有盛名的文学大家,后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 在王安石变法的特殊背景下,二人的关系亦敌亦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他们的最终经受住了考验,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二人初识于王安石变法前七年的嘉五年(1060)。 那时,年已40岁的王安石回京都任职刚两年,小他16岁的苏轼中进士第,被授河南府昌县主簿,后改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 按例由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为他起草任命制词,“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 ”如此高的评价,说明一开始王安石对苏轼的才华便有所赏识。 之前,王安石中进士后,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17年之久,时已名满天下,苏轼对王安石自然是钦慕已久。 两人自此结识,有了交往。

  九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二月,护父丧返川三年刚刚回朝的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也正是在此月,协助神宗皇帝变法的王安石升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所议行新法得以实施。 由于新法触动了豪强、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了朝中很多守旧派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对。 这样,在那场陡然掀起的政治风浪中,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站在变法派一边支持变法,要么站在保守派一边反对变法。

苏轼最初本是倡导变革的,但当王安石真正开始主持变法时,从儒家思想和中等地主阶层立场出发,加上长期的闭门读书生活,使其对当时豪强兼并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和天下大势看得不甚清楚,他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

他先申递了《议学校贡举状》,反对新法中对科举制度的改革,甚至在朝堂上与王安石激烈辩论;外任开封府推官后,又进洋洋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论朝政得失,强调用人而忽视变更法制。   文坛领袖此举,在社会上产生了负面影响,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也令王安石难堪。

才华横溢却耿直率真的苏轼,一入仕便恃才傲物,口无遮拦,咋想咋说。 基于对苏轼的了解,大家风范的王安石对苏轼此番不俯仰当局,大胆直谏的精神从内心里倒有几分欣赏。   政见分歧大,是因为所持变革主张与具体措施不同,苏轼主张的是偃旗息鼓的渐变,而王安石实行的是大张旗鼓的骤变。 但他们自身都是操守严明的正人君子:忠君爱国,没有半点私心杂念;目的明确,强盛国力,改变积贫积弱之现状。 这正是二人友情后来得以延续加深的政治层面原因。   元丰二年(1079),苏轼由彭城调任湖州知州,因为对新法不满,给神宗的谢表中以自嘲口吻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说皇上让我外放作地方官,正好我也不愿意与朝中那些无事生非的“新进”们为伍。

本是发点小牢骚,却被变法派御史李定等人夸大其词,纷纷上书弹劾,指责苏轼包藏祸心,诽谤朝廷,并列举出苏轼诗文中反对变法的所谓例证,神宗只好下令,到湖州拘捕苏轼,收入京城狱中,立案待审,此即“乌台诗案”。

  一晃四个月过去了,其中,一些为苏轼讲话的大臣都遭到了贬官外放。

如何处置苏轼,皇帝仍在犹豫中,坊间却传言苏轼不日将判斩。

已遭罢相身处金陵的王安石,听闻苏轼的凶险情况,不问政事已久的他立即铺纸提笔,写下退隐三年来的第一份奏表,上书皇帝为苏轼求情。 王安石是神宗器重之人,说话自然有分量。 另外,王安石公而忘私的人格力量也为神宗所信服:三年前,其弟王安国遭人诬陷而放归江宁,尚在丞相任上的王安石不曾为其上表求情;两年前,其子王被人诽谤以“弄权混蒙”之名获罪,王安石也不曾为其上表求情。

而当下,面对讥讽自己亲自主持的新法的苏轼,王安石在奏表中却竭力为之辩解,而一句“安有盛世而杀才子乎?”更是彻底打动了皇帝。

神宗才下定决心不杀苏轼,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王安石之胸怀气度的确让人敬佩。 其实,在对待变法问题上,苏轼之父苏洵及弟苏辙也均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苏洵在京师与王安石常发生矛盾,据说苏洵所作《辨奸论》一文就是影射王安石的;苏辙在三司条例司与王安石“议事每不合”,曾进《上皇帝书》,率先表明了质疑新法的态度。 苏氏一门三大才子都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

为此,王安石也曾愤怒过,但在关键时刻,还是抛去私念,不计前嫌,挺身而出,冒险求情,救苏轼于水火,为国家保留人才。

此乃壮举!显示了一个正直士大夫的侠肝义胆,一个真君子的气节与境界。

王安石对苏轼可谓有救命之恩,也为中国文学做了贡献。 试想,如果苏轼被杀,哪里会有之后黄州五年间其前后《赤壁赋》及《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巅峰之作的问世呢?  此亦说明,二人的友情并没有因变法产生的分歧而破裂,他们仍是知心、互敬的同道。

  如此相救,令苏轼感激涕零,他将此等恩情深铭于心。 在黄州度过艰辛的五年后,苏轼平调为汝州团练副使。 本来,从黄州赴汝州的近便路线应是西北向行,但苏轼却沿着长江水路向东而行,再拐进运河,转道淮河、汴水,再去汝州。 兜了一个大圈子的线路设计,原来就是为了绕到金陵,专程去看望王安石。 此时,在他的心中,早已抛弃了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给他的仕途带来坎坷的怨怼,满怀的都是感激之情。

那时,已闲居八年的王安石正病卧于半山草堂中。 一个月前,听闻苏轼要来看望,他那颗长期孤寂苦闷之心骤然泛活起来,满怀期待。 那天,听说苏轼即将到达,他即刻从床上爬起,披了件粗布家居衣服,骑上毛驴,向长江渡口奔去。 见面一看,苏轼也衣着平常,没穿戴官袍官帽。

苏轼说,我今天是身着野服来见大丞相呀!王安石忙说,礼仪哪里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置的呢?二人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一时间,因变法导致的那些政见隔阂、个人恩怨,都随着爽朗的笑声飘散了。

同等光明磊落的性格,同样坚定正直的操守,如今又同处贬谪之境的王安石与苏轼,携手回归到了生活中的人性层面。 他们更能理解对方的心境,钦佩各自的人品,相聚数日里,一对互相推重的老友游览山水,把酒临风,论文唱和,又“时诵诗说佛也”。 无拘无束,不亦乐乎!呈现出一派文豪大家间才能生发出来的坦荡荡意绵绵的融洽氛围。

  这是一次空前的会晤,也是一次绝后的会晤,因为二年后,王安石便病逝了。   其实,在文采方面,王安石与苏轼早就互相钦慕,惺惺相惜。

这也是二人友情后来得以恢复,发展的文化层面原因。

宋以降,很多文本都记载了他们交往、交流的奇闻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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